倡導與推動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的多元化
時間:2017-08-08 來源:未知 點擊:

  倡導與推動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的多元化

  —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評選感言

  姜壽田

  由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評選工作已圓滿結束。此次蘭亭獎理論獎評選一如既往地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陽光”原則,堅持學術本位,經過初評、復評、終評三輪嚴格評選,從100余部(篇)來稿中評出獲獎論著20部,其中一等獎3部,二等獎5部,三等獎12部。這些獲獎論著標志著近兩年來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和最高水平,同時本屆蘭亭獎理論獎評選也是對近兩年來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的學術檢驗。

  從第五屆蘭亭獎理論獎獲獎論著來看,書法史類論著仍然占據著犖犖大端。這種史著獨占鰲頭的格局,從第二屆蘭亭獎理論獎評選時已開始凸顯,至今歷四屆而勢頭不衰,并且更趨強勁。相對而言,書法理論、書法批評,書法文化研究則呈現出弱化狀態。客觀地看,書法史研究專業化的深入是當代書學走向學理化的重要表現,也是當代書法史學學術格局拓展精進并臻于專業化、學科化高度的重要標志。它表明書法史學作為后發學科在當代的長足發展與顯現出的后勁。作為書學重要一翼,書法史學的專業化成熟,使當代書法史學開始能夠有能力介入當代人文學科語境,開始獲得生發性而在當代人文學科領域產生撒播效應。

  除此,從第五屆蘭亭獎理論獎獲獎者身份構成來看,學院出身的碩士、博士專業學者構成絕對主流,幾占獲獎人員的一半以上,非專業研究者已呈零落之態。其所選擇的研究課題也大都為書法史類。這是由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個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與學術的分化,“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理論觀念與理論意識的分野實際造成當代書法理論與書法史學學術門派觀念分峙。延伸到學術體制內,書法碩博導大多為文獻、史學專業出身,其專業背景所形成的對理論的某種排斥性傾向,使他們在研究生研究方向的培養選擇上大都歸為史學研究。這是造成當代書法史研究偏盛的學術與體制上的雙重原因。

  從書法理論與書法史學研究的不平衡格局來看,書法理論包括書法美學,書法美學中書法批評的弱化當然不是書法史偏盛本身所造成,而是由自身缺乏學科進新,理論意識,方法觀念弱化所造成的。客觀地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書法美學在推動書法本體地位確立并引發當代書法審美變革之后,在理論意識與觀念、方法論方面便處于停滯狀態。書法理論研究長期以來缺少多元化的觀念開拓,在課題研究上也過于狹窄,很多有價值的理論、美學課題:如書法現代性研究,書法比較詩學研究、書法審美范疇研究,書法圖像學研究,書法接受美學,現象學、符號論研究,以及廣義現代方法論意義的書法文化研究,書法藝術史研究,書法批評研究等皆未及介入拓展,這造成當代書法理論研究相對于書法史研究學術厚度上的闕如。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除書法理論觀念停滯,學科引進接受不足外,缺乏體制支持,人才培養不足,學院書法碩博專業少藝術史藝術理論研究方向而多為書法史文獻學研究方向也是重要原因。

  本屆蘭亭獎理論獎獲獎論著,也在整體上顯示出當代書法理論研究在理論與史學上的嚴重失衡狀態。如在20部獲獎論著中,書史論著竟占到18部,篆刻史類1部,近現代書學研究1部,而理論、美學、批評類論著則付諸闕如。這充分顯示出當代書學研究領域、理論與史學研究失衡的嚴重程度。由此,也促使我們不得不嚴肅思考書法理論的性質與劃界問題。

  書法作為藝術,以書法為研究對象的書法理論無疑應是藝術理論,而書法史也理應是藝術史,這應是不容回避的基本事實。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書法藝術理論的沉寂,書法文獻路徑的書法史研究成為惟一正宗,取代書法理論包括廣義的書法審美—文化研究以及書法思潮史,書法文化史研究,從而陷入書學研究的封閉怪圈。在此種觀念裹挾下,很多所謂書法史學研究已偏離書法史研究范疇,而成為一般性的文獻整理與古器物考據,如古筆考,雞距筆考、書法平闕研究、書法文獻校注、書法研究資料匯編,等等,這些研究和整理屬于史學研究的分支乃至基礎,幾乎上升不到書法史學層面,更遑論藝術史層面。此外,按西方現代藝術理論,藝術史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審美實物,而不是文獻,文獻只起到輔助作用,而藝術史研究的核心是審美與風格,其揭橥的題旨是審美風格的生成嬗變與藝術史與文化思潮與思想史的交錯互動影響,這在黑格爾《美學》,沃爾夫林《藝術史原理》,貢布里希《藝術與偶像》,高居翰《氣勢撼人》、《山外山》、方聞《心印》等藝術史論著中都有詳盡的表述。

  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中史學問題》一書中寫道:“除非研究這個時期的史家本身始終自限于細小的專題研究,解釋的問題總是無法避免的。常有人說歷史是通過現代的眼光不斷地在重寫。并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柯林武德受克羅齊史學觀念影響、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論斷。史料是史學的基礎、但絕不是如傅斯年所斷言的那樣“史學即史科學”。史料不經過史家的闡釋是上升不到史學層面的,而面對史料的闡釋是一個動態的解釋學循環過程,不可能趨于終結。如果根據一部《二十四史》就能將全部中國歷史作一終結性清理闡釋,得出終極結論的話,那么中國史學還會繼續存在,并且還會有意義嗎?就書法史研究而言,述史考據的書法史,不僅不能夠代表多元化的書法史研究、更不能代表廣義人文學科語境下的書法理論研究。中國古代一向有著深厚的史官文化傳統,但同時也有著深厚的哲學思辨傳統.老子、孟子、孔子、莊子、王弼、何晏、王充到朱熹、陸九淵、王陽明、李贄、康有為等都是代表人物。作為不同時代的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皆以原創性的哲學省思與思想命題創造了不同的思想時代。就書法史而言,歷代書法理論家也都以思辨性理論創新整合時代審美思潮,回應書法文化與審美嬗變,從而推動了書法的變革發展,惟考據述史是崇的理論家在古代書史上也占據不到主流地位。因為其自外于書法審美思潮之外,無力介入與推動書法藝術史的發展。郭沫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序言中,曾說過,要認清國學的真相,需要跳出國學的圈子之外,作為一代史學巨擘,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恰恰表現在他沖破了純文獻考據的乾嘉路徑,而汲取了摩爾根人類社會學及恩格斯社會史學新的歷史理論方法,并自稱自己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起源》的翻版。

  毫無疑問,在書史研究上,只有建立在扎實且有深度的文獻史學基礎上,現代人文學科方法論的運用與闡釋效力才會獲得真正的價值。失去對歷史文獻的全面理解把握,理論闡釋則會遁入過度闡釋或以文獻適應理論觀念的誤區。而有效地引入新的方法論視角或思想史觀念則會為書法史提供宏大的文化背景和廣泛的闡釋空間,使書法史成為充滿問題意識與歷史意識的張力結構。因而史學與思想史的結合會生發出極大的學術空間,而這是單純的書史考據所難以奏效與抵達的境地。因而,應主張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二者不可偏廢。在具體的研究中要力求做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歷史真實與理論闡釋的統一。

  事實上,書法作為由古入新的新興學科性質,決定了它既傳統又現代的雙重價值與面目。由此,對它的研究,僅僅囿于或傳統或現代的任何一種單一方法都無法真正認清書法的真相,而是需要一種廣泛的文化參與與闡釋。在這方面,書法的傳統命運與現代際遇都驗證了其必要性。書法與傳統文化的固有聯系,使它成為文化大傳統的一個支脈。由此,書法成為中國文化內部的產物,不從傳統文化內部出發就無法真正理解認清書法。另一方面,書法在東亞,尤其是日本、韓國儒家文化的影響與撒播,乃至對西方現代藝術的深刻和廣泛影響,使書法成為世界范圍內最具現代性的文化審美現象,從而獲得世界性聲譽與意義。這使得運用現代人文學科對書法進行廣泛研究成為必要。事實上,這甚至于關系到書法的現代命運與走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書法文化已經在中國史官文化之前,對西方現代文化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并使其發生轉折,這應視為中國文化影響西方現代文化的一個實績。

  從整體上剖析當代書學得失,成就既如上述,而癥結則主要表現在理論劃界不清以及偏面依賴強調實證而忽視理論、觀念方面。書學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應由書法理論、書法史、書法批評共同構成,這也是一般文藝學科建構的主體內容。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書法理論由西學全面轉向本土考據。棄義理而求實證,思想文化界,以空疏學風為名而有思想家淡出,學術家凸顯之趨向。由此史學大盛,理論研究則被視為空疏的同義詞而遭貶斥,史學學科獨大,乃至全面取代書法理論研究,這就變得不正常了。

  這里存在的問題始終在于,史學與理論是具有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研究門類,二者不能互相取代。書法理論以書法本體論為基礎,延及書法審美論,認識論與價值論,從而成為書法獲得現代人文學科的顯性標志,在其中隱含著廣泛而又深刻,宏大而又細微的審美—文化跨語際藝術哲學課題,對應著社會、歷史、文化,從而與現代人文思潮保持著共時性。尼采說,“真理是一個價值事件”。而真理與價值系于思想與觀念,失去思想與觀念,價值將無從體現,而真理與價值系于思想與觀念,失去思想與觀念,價值將無從體現,而真理也無從揭橥。由此書法理論與書史考據有著完全不同的學術史料構成史學的基礎,但不是全部。無史觀的史料勾稽考證或可構成史料學、文獻學、考據學,但不可逕稱之為史學。進而論之,書法既為藝術,則書法史無疑應為藝術史,而藝術史則以審美—風格包括文化闡釋為核心,而不應以文獻考據—歷史文獻學路徑—為中心。反觀時下的書法史已完全蛻變為以文獻考證為主的書法史,而與藝術史無關。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學科誤讀。

  在書法理論研究領域,應倡導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而不應將二者割裂對立起來。換言之,理論研究應強調保持書法人文主義傳統,抵制非人文主義價值取向;史學研究應保持價值取向的開放、多元,而不應畫地為牢,固守一隅,雖然不宜過分強調史學的經世致用,但史學也不應成為死學問,至少應為當下歷史提供觀念上的通鑒作用。“考問歷史與了解歷史,對于一個歷史家是同等重要的能力,否則你無法把過去與現在關聯起來,也不能激起人們對歷史的熱情關注”(韋政通語)。這也是歷史上有作為的史學家始終追求的理想目標。

  歸根結底,書法理論無論趨今趨古,都應立足當下中國書法的現代性和生存境遇,揭橥出真問題,真觀念,從而建構起反映中國書法價值取向與審美境遇的理論體系,否則,無論多么學術,都不能揭示真問題與真主義。

  從當代書法的可持續發展而言,它離不開書法理論的觀念支撐與書法思潮的推動。當代書法的創新發展也離不開對書史的全面開放與對書法傳統的繼承探索。當代書法只有在實踐理性與價值理性兩個聯結點上建立起創造性根基,才能實現歷史的超越。在這一方面,書法理論與書法創作的交互影響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而不是可有可無的,由此恢復與重建當代書法理論的多元化價值體系及審美體系,沖破書法理論研究的單維化和以史學代替書法理論的偏誤,并將書法理論提升至當代人文學科的高度,實現理論、史學、批評與創作的良性互動,是推動當代書法歷史發展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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